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减少隐痛 帮助师生走出忧郁低谷——美籍华人精神病学教授徐理强访谈

作者:中国教育报记者 杜悦 来源:《中国教育报》2014年2月26日第9版 发布时间:2014年03月27日 点击数:8770 次 【字体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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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中国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,许多自杀者是抑郁症患者

    记者:您曾指出,抑郁症现在已是世界性的公共卫生问题,请您谈一下抑郁症发生和诊治的总体状态,并结合具体个案,谈一下抑郁症在学生与教师群体中的情况。

    徐理强:谈到抑郁症有多普遍或者抑郁症的流行率,每个国家有不同统计。较早的数据,如根据国际卫生组织在2002年的统计,在西方社会,成年人的发病率是5%10%。在中国与日本,却只有2%。一般业内人士都认为,这偏低的数据并不表示中国人与日本人精神健康特别好,不容易得抑郁症,而是因为东方人爱面子,不肯承认自己有抑郁症。这种情况在香港及美国洛杉矶的华人区也很明显,抑郁症的流行率前些年在香港跟洛杉矶统计出来的数据都偏低。最近几年有所改变,2009年,在香港与中国大陆的两个普查中都发现,中国人抑郁症的流行率为8%左右。

    在全球每年100万自杀身亡的人群中,超过1/4在中国。学术界曾有一组触目惊心的数字:中国每年超过28.7万人死于自杀,200万人自杀未遂,10万人中就有23个人自杀,属于高自杀率的国家。

    长期以来,中国的自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关注。曾获得2012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加拿大医生费立鹏(Michael Phillips),在中国进行自杀与相关的心理危机研究已经30年,他的调查近年来引起海内外的关注。其中高自杀率和特殊的自杀模式也成为中国自杀问题的焦点。 

    我在国外诊治的患者中也有不少教育界人士,也就是学生与教师。例如,一位随父母移民的中学生,家境很好。在国内学习很顺利,到美国后换了几个学校都无法适应,自述沮丧,精神无法集中,心情莫名低落。另外,有一名30岁的中学女教师,家庭关系很好,6个月前意外怀孕,心里非常不高兴,后来流产,并开始失眠,食欲不振,而且每天凌晨三四点醒来后就不能再入睡,脑子里很多杂念,胡思乱想。早上很难起床,对着一天要做的事情,自觉不堪重负,白天精神不能集中。经常独自流泪,却说不出具体原因。有时候不自觉地会想到已经死去的父母。这种情况一直持续了3个月没有改善。

    他们都符合美国精神科学会有关抑郁症的诊断标准……中国学生人群突出的问题是压力比较大,前些年主述考试压力大的比较多,近年来就业压力也成为一个大问题。

    时下国人对抑郁症普遍缺乏了解,患者当中只有极少数曾经接受治疗

    记者:在您的讲座与著作中,您都提到,目前中国人普遍对抑郁症缺乏足够认识,绝大部分患者没有得到诊治,您觉得产生这种状况的原因在哪里?

    徐理强:像高血压、糖尿病、癌症或者一些传染病一样,抑郁症是每个人都可能得的病。中国人患抑郁症的时候,往往有躯体化的倾向。然而这些症状在西方抑郁症病人中比较少见。我有一本小册子名叫《走出忧郁的低谷》,我写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有两个,一是中国人普遍对抑郁症不了解,也不注重精神健康。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公共卫生问题,可在中国,超过95%的抑郁症病人,病情未被发现,当然也没有治疗。这些普查的结果并不意味着有抑郁症的中国人愿意接受治疗。最近的研究发现,中国人得抑郁症,仍然只有很少数的病人(少于5%)曾经接受治疗。

    抑郁症不单影响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,而且有10%的病人厌世自杀。一般中国人用身体的症状来表达抑郁,花大量时间与金钱做各种测试,想要找到解决心跳、头痛、胃胀、头晕、失眠等症状的治疗方法,当医生告诉他们找不到任何身体的毛病可以解释这些症状的时候,一般中国人仍然不肯接受这些症状其实是焦虑抑郁造成的,而且坚决拒绝精神科的治疗。  

    专家认为,中国人特别容易把抑郁症躯体化,可能有两个原因:其一是面子问题,承认有精神问题是羞耻的,以躯体化症状来表达抑郁,比较不失面子。其二是没有精神或情绪问题的概念,认为抑郁不可能是病态,所以表述出來的基本上是抑郁症的身体症状。精神心理疾病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,通常是生理—心理—社会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
   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,抑郁症是大脑神经功能紊乱产生的毛病,我个人将抑郁症归结为环境与基因的互动问题,它主要影响一个人的情绪、心态、意志和期盼。抑郁症病人感觉情绪低落,郁郁不欢,缺乏动力,意志消沉,做起事情索然无味,悲观消极,毫无自信,不堪重负,甚至有轻生厌世的念头。

    总之,对精神疾患作道德化评价的传统在中国一直存在,这让很多患者与家属不愿公开承认自己的病情,延误了治疗。“是药三分毒”这类较为普遍的观念也阻止了很多人选择药物治疗。

    抑郁症缘于基因与环境的不良互动,预防抑郁症应从减少诱因下手

    记者:抑郁症是否可以预防?目前有哪些效果较好的治疗方式?

    徐理强:预防抑郁症,需要减少诱发抑郁症的成因,就是说,需要减少基因与环境的不良互动。既然基因不能改变,那么我们可以减少环境的诱因吗?从理论上来说,导致快乐生活的要素,如彼此相爱、公义和平、人生意义、身心健康以及足够的经济收入,都应该可以减少诱发抑郁症的环境诱因。当然这还是需要实证的,到目前为止,我还没有看到有关预防抑郁症的研究报告。

    抑郁症是基因与环境互动造成的,治疗就需要针对这两个病因。一方面以药物减少基因带来大脑功能紊乱的症状;另一方面以辅导来减少环境的压力,同时增加病人应付压力的能力,进而帮助病人过一种健康正常的生活。

    辅导一般从几方面入手:讨论病症,使病人对抑郁症有更多了解;讨论诱因,使病人对诱发抑郁症的原因有所了解;讨论如何减少诱因。减少诱因的方法包括改变负面心态,并采取适当的方法改善生活状况;回顾自己的家庭、成长经历,明白塑造自己心态与个性的因素;开始操练如何过一种健康正常的生活,比如早睡早起、定期锻炼、饮食正常等。

    在确定进行药物治疗之前,医生需要跟病人及其家属讨论上述有针对性的辅导项目,不能病人一进门,还没说几句话就开处方。药物治疗的目的是减少或消除抑郁症症状,帮助病人改进睡眠质量,改善他们的食欲不振、情绪低落、缺乏兴趣动力、提不起劲等自觉症状。药物治疗效果一般需要一两周才显现,所以病人需要坚持服药,因为药物的疗效不是一两天就可以达到的。也需要知道有时候药物会有副作用,头几天可能特别明显,如果坚持服药几天后,副作用应该会慢慢减轻。西方的医生开处方通常是按照学科里公认的标准程序,如先用第一线的药物,就是疗效比较显著、副作用比较少、价格比较便宜的药。如果过几周效果仍不明显,再换第二线药物。病人需要配合,并及时与医生沟通。

    远离抑郁,营造精神健康,需要改变认识也需要改造社会文化

    记者:在您看来是否找到快乐就可以远离抑郁?“世界快乐报告”可以给人哪些启示?如何营造精神健康?

    徐理强:快乐不容易衡量。联合国相关报告中专家以两个标准来衡量快乐:第一是有多少正面和负面的感觉;第二是对自己生活质量评估的满足度。专家从6个指标来衡量生活质量:国内生产总值(GDP)、健康寿命的年数、社会贪污腐败程度、人民对慈善机构的捐献、发生困难的时候是否有地方可以求助以及人生选择的自由度。从这6个指标可以看出,当代社会科学家们认为,好的生活质量不是完全取决于自己的欲望有没有得到满足,而是需要达到一些基本的社会与个人道德标准:比如有公平公正的社会制度,有自由选择的权利,有彼此扶持的人际关系,有肯付代价去帮助别人的精神。

    经过这么多年的自我追寻,西方人有没有比较快乐呢?最近联合国发表了一个“世界快乐报告”,发现的确是西方国家比较快乐。在世界150多个国家里,最快乐的头十个国家,全是西方社会的。排在前25名内的,只有5个中南美洲国家和3个中东国家,其他都是西方国家。当然我们也不要忽略一个事实:西方国家可能比其他国家快乐,可是西方国家的抑郁症流行率似乎并没有减少,西方国家的自杀率,过去十多年间也沒有減少。

    在联合国的快乐报告里,中国大陆排在第93位、香港第64位、台湾第43位、新加坡第30位。从报告的排名上来看,中国人和海外华人好像不是很快乐。理由是什么呢?没有确实的数据,我们只能推测。我想到可能的理由包括以下几点:一是中国人太注重面子,过分注重面子可能造成人际关系不透明,妨碍人际真诚坦然的沟通,对别人的意见顾虑太多,注重外表,忽略培养内在生命的成长,为了要面子而放弃争取对自己有益处的事情等。二是不善于坦诚公开沟通。中国人似乎习惯于“心照不宣”,“尽在不言中”,“无声胜有声”。把事情埋在心里,隐瞒实情,特别是隐瞒不好的消息或事情,好像成为一种美德。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,心情很难舒畅。三是在争取成就的时候,把成就定义得太狭窄。争取成就是好的,只要途径正确。可是如果把成就的定义限制在功利方面,争取成功的代价对很多人来说就太大了。四是“各人自扫门前雪,休管他人瓦上霜”。外国人名成利就,很多时候会把大量的金钱捐给一些机构,如大学、医院、图书馆或其他福利机构。联合国的快乐报告里,就将对慈善机构的捐款作为衡量生活质量的指标之一。

    换句话说,就算撇开宗教、不谈信仰,快乐也不能单靠满足自己的欲望而获得,还需要生活得有意义、有爱、有自由、有公平,当然也需要有足够的经济收入、健康的身心以及良好的家庭与人际关系,等等。

    营造精神健康是一个比较大的话题,这中间首先包括对抑郁症这类精神疾患的正确认识与处置,同时还需要社会文化的配合。

 

 

    徐理强(L.K.George Hsu

    美籍华人,现任美国塔夫茨(Tufts)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教授,塔夫茨大学医学中心摄食障碍计划主任、亚洲精神病学计划主任。

采访手记

    花样年华的女生辍学,年富力强的教师饱受抑郁症折磨,无法正常上课……在相关讲座中,记者了解到许多令人震惊又让人感到遗憾的案例。相关专家说:“抑郁症像高血压、糖尿病一样,是每个人都可能得的病,与感冒一样普遍……”抑郁症时下在世界范围内已被视为一个必须正视的社会问题。目前中国的抑郁症患病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,其中教师与学生已成为两个值得关注的群体。这种心理疾病不仅使个人饱受折磨,也让家庭与社会付出了沉痛代价。正是讳疾忌医与对抑郁症缺乏正确认识,让绝大部分抑郁症患者不能得到及时的诊治。防治抑郁症,营造健康心理,首先要从改变观念开始。为此记者对来京进行学术讲座的徐理强教授进行了访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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